这天是1980年4月17日。
明天——四月十八日大约十二点钟，访问朝鲜的专列要从天津路过。
天津市委员会继续召开着联席会议，其中研究的一项重大事项是——专列路经天津，天津必须做好安全保卫工作。
四月十八日早晨五时二十分，治保处值班室电话铃声大作。值班员姚运畅从瞌睡中猛然醒来。单凭来电话的这个时刻，他便料到一定是出了大事情。他迅速地抄起电话，把听筒夹在下巴下，腾出手取过登记簿，拔下笔帽：“请讲。”
“今天凌晨电磁线厂武装部枪柜被撬。犯罪分子盗走'六三’式自动步枪三支和数百发子弹，门卫被打伤，正在医院抢救……”
枪支落在罪犯手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，不言而喻。
贾处长和另外两位副处长率领一队副队长贾声远、侦查员王亮、张谦、万卯、郝荣还有技术科七名技术员，火速赶往现场。
天津市公安局值班室立即将这一突发重大盗枪案件电传市委、市政府值班室。电磁线厂被盗三支自动步枪、数百发子弹——这太危险了。电磁线厂院墙以东不足百米是京哈铁路。还有六个半小时专列要从此路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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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二点——不！十一点之前必须破案，抓获罪犯！”领导机关自上至下的层层下着死命令。
好家伙，只剩五个半小时。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刑警队已先行到达，现场保护得不错，调查访问业已开始。一下子涌来如此众多的警察，电磁线厂的空气被压缩了，气氛异常紧张。
1980年4月17日，对于电磁线厂食堂早点采购员章嘉善来讲，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。大约在凌晨三点半，他准备出厂去购买早点，路过传达室时，他进去坐了一会儿。他在与门卫马二水聊天中，随便说了这样几句话：“……刚才，我见财会室的那条道上有人影晃来晃去的，不像是值夜班的……”
职业的责任心促使马二水走出传达室。他走过与办公楼相连的汽车房，踏上财会室斜对的马路。在距财会室还有三十多米远时，他发现财会室的灯亮了。他感觉不对头，按照往常，在这种时候，财会室不应该有人。
他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。这时财会室的灯灭了，只见窗玻璃红光一闪，“嘭”的一声枪响。马二水立即觉得自己的右肩热乎乎的，随着转身往旁边一闪，接着又是“嘭”的一声，左脸又中了一枪。他急忙跑回传达室，血顺着他捂着脸的手指缝往下淌，然后他顺墙倒在地上，呼呼喘着粗气对章嘉善说：“快，快给公安局打电话！救救我，救救我……”
章嘉善后来说：“我拉门想出去报告，马二水说，'你出去找死啊！快打匪警电话！’我拿起电话趴在地上拨119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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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19！”询问人停住笔，抬起头，惊异地瞧着他。
“对，119。”
“拨通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打的是火警电话，应该一拨就通……”
“喂呀！”他一拍脑门，“我说呢，119是火警，蒙了蒙了……”
“匪警也罢，火警也罢，你为什么打不通呢？这两种电话，只要打就通。”
“当时我也纳闷。”
“马二水说你根本没打电话。”
“打了，绝对打了。我打电话时他晕过去了，他根本不知道。噢——我想起来了，传达室里是部内线电话，打外线得加字，我准是忘加字了。蒙了蒙了……”
“你一共听到几声枪响？”
“几声？几声呢？三声？好像是四声，蒙了蒙了！确实蒙了！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电话打不出去，地下躺着的马二水不知死活。外边有人拿着枪，我又是害怕又是着急。我在传达室转圈圈。我突然发现传达室后窗户隔壁的厂存车处有人值班。我狠命地敲，那边出来人了。我见院里厂值班干部还有消防值班的都出来了。我也走出传达室，把情况告诉了他们。”
“马二水说没说开枪打他的是什么人？他认不认识？”
“没有，没说。他光说：'强盗，强盗……’”
电磁线厂位于河北区红卫路东侧。厂门朝向西北，北邻第二钢丝绳厂，南墙外是月牙河，东南、东北墙外是何兴庄生产队的田地及养鱼池。
厂部办公室坐西北朝向东南，中心现场是武装部和财会室。
武装部与传达室相距一百零九米半，里外间格局。外屋门上有暗锁，暗锁上面的门玻璃被打碎，门已打开。通里屋门上的挂锁扣吊被撬开。里屋靠北墙从左至右依次摆放着两个铁枪柜和一个装备柜。
第一个铁枪柜的外扇门被撬坏，向外卷起。柜内原放有十一支“五六”式半自动步枪。其中有一支被拿出放在了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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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铁柜的两扇门均被撬坏卷起，柜内原存放的五支“六三”式自动步枪只剩一支。有一支跑到单人床上去了。七枚手榴弹五枚被放在了地上，另两枚下落不明。
枪柜下端的两个抽屉锁被撬，两个子弹盒被拿出放在地上，盒盖被撬得七扭八歪，铅封却依然完好。
贾处长特别仔细地观察了一阵被撬坏的子弹盒，嘴里咕哝了一句，别人没听清他说什么。
子弹少了二百九十七发。地上有划过的火柴六十五根，看来罪犯不敢开灯，只好划火柴照明。
财会室与传达室相距七十二米。窗外地上有两枚足迹和四个子弹壳。门的暗锁上方同样有块玻璃被打碎。门敞开着。室内门前地上有一粒子弹壳。室内西墙角落有一个高一百零三公分、宽五十五公分、厚五十公分的保险柜。
保险柜上下两个门锁锁孔损坏，锁孔有弹痕。保险柜壁内有三个弹头，保险柜下方铁门被打开，里面的信封、账页散落在柜前地上，保险柜后面地上有两粒弹壳。
距保险柜九十公分有一张写字台，写字台上放着一把刺刀。中间抽屉暗锁是被连发子弹打坏的，抽屉被拉开。写字台下的地上有一粒弹壳。窗下有一张两面用的写字台，写字台上也放着一把刺刀。写字台抽屉的挂锁是被刺刀撬开的。
罪犯演出了一出“五鼠闹东京”，但什么也没盗走。
与厂部办公室并排的是一座长二十米的汽车库。库内一吉普车副司机座上有一把刺刀和一条旧毛巾。司机休息室内窗台上放着武装部那两枚不知去向的手榴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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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晚，传达室没发现有陌生人进入工厂。经对厂房围墙勘查搜索，在西南方向距厂门二百三十米处的墙上发现多处蹬蹭痕迹。案犯是越墙而入，越墙而逃的。墙下一间小屋内陆上有五个烟头，四根划过的火柴。
碰头会开始以前，贾处长突然冒出一句：“生瓜蛋！”
“什么？”一位副处长没听清。
“我说不熟。”贾处长换了个说法。
另一位副处长笑了，“我也这样想，好像十六七岁的人干的。”
“不过，有个挑头的岁数略大些。”贾处长补充说。
“既然对枪和枪的存放位置那么熟悉，会不会是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干的？”会议正式开始了，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“恰恰相反，”贾处长果断地说，“坚决排除上述两种人。”
“排除？还要坚决？”有人发出疑问。
“对。”贾处长说，“现场的子弹盒还记得吧，罪犯不懂得轻而易举地撕开铅封条，而是用刺刀胡乱戳、撬，完全外行。”
侦查员们心中不由得对贾处长升起一股钦佩之情：可不么，成年人犯罪，计划周密，目的性强，枪到手，尽快脱离现场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开枪伤人，有经验的人不会像不着调的鸡下蛋一样把偷到手的刺刀、手榴弹到处乱丢。
从刺刀和手榴弹丢弃的位置，贾处长还判断出，案犯企图盗窃汽车作为逃跑工具，因没把车鼓捣着，所以没得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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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案犯岁数不大，这已确定无疑。大家说罪犯盗枪的目的是什么？”贾处长用提问的方式，一来是为了启发侦查员们开动脑筋，二来是通过大家各抒己见验证一下自己判断的侦查方向的准确性。
“既然是一些生瓜蛋子干的，说不定是因为好奇，弄几支枪过过枪瘾。”一位侦查员说。
这一见解当然不能被二位副处长所同意，不过贾处长还从这句话中抓住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他反问那位见解不太高明的侦查员：“你说几支枪？几支？”
“三支。”
“这么说，我们可以断定是三个人作案。一人一支，这也是青少年做这种案的特点。不过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。他们绝不是为了过过枪瘾！”
“盗枪的目的是抢钱！”另一位侦查员说。
“根据什么？”贾处长问。
“因为他们把枪偷到手后，紧接着朝财会室下手。”
“为什么不直接对财会室下手呢？”贾处长故意引申话题，兴奋地问。
“事先只打算盗枪。盗窃财会室是临时起意。”
贾处长点头表示同意这一见解。他煞有介事地拍拍脑门，把问题继续引申下去，“一人一杆长枪，无论到哪儿都容易暴露。既然要搞到枪，为什么不想法搞手枪之类的短枪呢？”贾处长心里非常清楚，这是侦破这起盗枪案的关键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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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有意把大家带入热烈的讨论气氛中来，果然引起了侦查员们的纷纷议论：
有人说，因为武装部枪柜里只有长枪没有短枪；
有人说，长枪夜间作案也不容易暴露；
还有人说，会不会先搞到长枪，用长枪再去下有关人员的短枪？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贾处长点破机关，“案犯选定电磁线厂武装部搞枪，是选定了一个有把握的地点。既然有把握，那一定是其中有人特别熟悉厂武装部……”
“贾处长的意思我们明白了：案犯中肯定有人就是本厂的，对不？”
“对！”贾处长站起身，推开椅子说，“调查就从电磁线厂下手！”
贾处长指示在厂扩大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，尽可能详细地把案情告诉大家，为的是便于大家提供线索。排队条件是：二十岁左右的男性青年，可能有违法劣迹，平时流露过对武装部枪支感兴趣的话，近日有旷工、泡病假或者在十七号上班时有反常现象的……
“好吧，散会后，请诸位领导依照条件尽快拉一张名单给我们。三支枪在三名放荡不羁、近乎疯狂的青年人手里，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案件侦破得越快，损失就会越小……”
人们合好笔记本，相互攀谈议论着走出会议室。只有一个人没动，这就是车间团支部书记孟广林。他眯眼瞧着窗外绽出点点鹅黄嫩芽的柳枝，思绪万千。
这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青年团干部，年仅二十六岁，从他沉思的目光中，可以瞧得出他显得很稳健老成。不过，此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。
“怎么，你有事说？”一名保卫科的干部和侦查员张谦凑上前去，保卫科干部问了一句。
“我怀疑是张凤仪干的。”
“你详细谈谈。”
张谦急忙打开侦查手册准备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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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张凤仪是我们车间的一名工人，也是我们支部的一名共青团员，21岁。去年六月他坦白交代说，近几年他撬锁偷过本厂仓库、家属连、食堂、车间更衣室。在厂外偷过河东卫生院、废品站、大毕庄马号。因为是坦白，既没对他制裁，也没给他行政处分，只让他退了赃。可是，作为团组织不能就这样让他不疼不痒地过去，给了他个留察一年的处分。怕他出现反复，我们每隔三四天找他谈次话，关心他，帮助他，教育他。跟他聊干活，谈工作，讲思想，诚心诚意地劝他振作起来。我们大家不歧视他。我们想，就是块石头也该焐出小鸡来了。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去年十二月份的一天，他又和三个人身带刮刀四处游荡，被分局巡逻队发现，拘留了七天。今年三月中旬，说话也就是一个月前，他又偷了车间一台电扇……你们干公安工作的说说，是不是所有违法青少年真的都可以改造好？”
张谦只是愣怔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他似乎也不需要答案。
“偷电扇后，保卫科正准备材料处理他。保卫科刘师傅找张凤仪他们班长了解情况，他有所察觉。五六天前，不是十二号就是十三号我找他谈话。他说：'团籍我不要了，把我除名吧，省得一有事就说我还是个团员，何苦呢！’然后，他试探着向我打听：'五一节前是不是又要收一批？这次我得进去！’我说你不能一次次没完没了地让人宽恕你。照你这样再干违法的事，当然得进去！他说：'我不能等进去，我得跑，我现在正研究一个“劳贝尔”行动计划，不成功便成仁。保卫科整我材料，我得想法把它撤出来。电磁线厂我了如指掌，每个角落我都清楚。’去年九月份我有一次找他谈话，他曾暴露思想说：'我想撬保卫科，偷枪，外漂。’他说的保卫科，就是指武装部，因为他很难把这两个部门分清楚。他还说：'我过去参加过民兵训练，会打枪，有谁是谁，不行就拼了！’”
对张谦来讲，弄到孟广林所讲的这些情况，那实在是兴奋不已。如果真是张凤仪干的，他果然没逃出贾处长的预料。
“据你了解，张凤仪都跟哪些人来往比较密切？”张谦重新提起笔来，等待正在思索的孟广林回答。
孟广林再次望着窗外那鲜嫩的柳枝愣神，有几只麻雀在柳枝间跳跃。弹动的柳枝摇来摆去。此时，他心情异常矛盾：他不希望在自己支部里出了个盗窃枪支的共青团员，但他又愿意把一条蛀虫从共青团组织中清除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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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您问什么？”孟广林回过神来。
“我说他都跟些什么人来往？”
“邓文生、赵洪利、马国忠……总之是些不三不四的人。”
“知道他们的单位或住处吗？”
“都是他的邻居。”
“谢谢你，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。”
“我多么不希望提供这样的情况呀！对了，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：张凤仪昨天只上了半个中班，六点钟请假走了。照你们的说法，他有作案时间。”
河东区李地大街一个不平静的院落里，张凤仪的母亲昨晚一夜没有合眼。她不知出出进进多少趟，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儿子下中班按时回家。十一点，十二点，一点……张凤仪一夜未归。母亲伤透了心，也操碎了心。她始终弄不明白：这些孩子是怎么啦？偷，抢，家里人可没教他们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呢？上学时，老师怪家长。工作了，领导怪家长。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责任？
早晨七点钟，张凤仪的母亲颤颤巍巍地走进当地沈庄子派出所，长嘘短叹地报告给管片民警：“我那个孽子，昨晚一夜没回家，不知又惹什么祸去了！”
“不怪别人，都怪你们当家长的没把孩子管好！”
老太太两行老泪扑簌簌顺面颊滑落，口里喏喏连声：“是呀，没管好，没管好，罪过呀，罪过。”
“你老别伤心，难过也没用。你找找，我们也帮你找。”
“唉，唉唉。受累吧……”
此时，沈庄子派出所还不知道张凤仪是盗窃枪支嫌疑犯。
无独有偶，与张老太太住的相隔不远的一个院落里有位赵老太太也是一夜未眠。八点刚过，她风风火火地连跑带颠地来到大儿子家。她一进门，见大儿子正在吃早点，便恨天怨地地说：“我的儿呀，你还有心思吃早点。你快回去看看吧，小秃他惹大祸了！”
小秃的大名叫赵洪利，是老太太的三儿子，十六岁。
“妈，您别急，小秃他怎么了？”
“还怎么了呢！他偷了枪！”
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他昨晚一宿没回家。刚才他一进家门我就问他干什么去了，他支支吾吾地说他和二帅还有小五到二帅他们厂偷了三支枪……”
赵老太太说的二帅即张凤仪，小五是十七岁的邓文生。很快，邓文生、赵洪利被抓获了。
没过两小时，主犯张凤仪在河西区双林农场宿舍的二姨家也从被窝里被掏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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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他们的供述，三支枪也很快从东郊区通往赵沽里的道边草垛里起获了。
“好吧，供述一下你们的'劳贝尔’行动吧！”
张凤仪抬头瞅了瞅审讯人员，一副木呆呆的神情，又抠了一阵子手指甲，伸了伸脖子，喘口大气说：“我们仨估计'五一’节前都得被收进去，所以想一块逃跑。”
“往哪儿逃？”
“香港。”
“怎么个逃法？”
“先偷厂里武装部的长枪，再下保卫人员的短枪，然后抢王庄子银行，坐火车去广州，然后去香港！”
“这就是你们的'劳贝尔’行动？”
“我们就是这样想的。”
三个“生瓜蛋子”摆在贾处长和另外二位副处长面前。他们似乎无法为自己判断侦查方向准确而高兴、自豪。他们的心里很酸楚：我们的青年人怎么了？他们一天到晚在想什么？今后还得要为抓获这些“生瓜蛋子”费多少周折！
不久后，三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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